楊貴妃家屬中最為得勢的要數楊國忠。
如果說韓、虢、秦三夫人及楊铦、楊锜二兄弟還僅限于生活上的豪侈荒淫，那麼楊國忠除了這些方面之外；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，就遠非她們可比了。
楊國忠，原名楊釗，山西蒲州永樂人。武則天時的幸臣張易之，即其舅父。楊釗從小不學無行（品行不正），嗜飲酒箱博（賭博），楊氏家族中對這個小無賴十分鄙視。楊釗在家鄉混不下去，乃「發憤從軍」，到蜀郡當屯田兵，以屯優當遷。
益州長史張寬因「惡其為人」，先借故打了他一頓，然后才授以新都尉。
楊釗與楊玉環是從祖兄妹關系，是一個宗族關系疏遠的遠親。
貴妃生父玄琰死后，楊釗即往來其家，「與其中女通」，根據後來的情況看，中女即楊玉環的三姐（封虢國夫人者）。 因楊玉環生下不久，便被居住于河南的叔父領去，所以她長大后并不認識楊釗。總之，楊釗的青少年時期，過著潦倒的生活，一直被人歧視。
自從楊貴妃得幸，楊釗的時運也來了。在蜀中時，楊釗曾結識了四川的豪富鮮于仲通，在經濟上時常得到他的接濟和資助。
鮮于仲通名向，以字行，據說他「頗讀書，有材智」，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任他為采訪支使，委以心腹，遇事多和他商量。
章仇兼瓊雖在四川地區握有重權，但宦途險惡，朝廷中又無靠山，故對自己的前途頗為擔憂，總想在朝廷的重臣或其他方面能找到一個靠山，以保全自已的官宦前程。
當他了解到楊貴妃的老家在四川，于是便想通過貴妃在四川的親屬，打通這一條內線的關系。
他推心置腹地和鮮于仲通說：
「今吾獨為上所厚，荷無內援，必為李林甫所危。聞楊妃新得幸，人未敢附之，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，吾無患矣。」
可是，鮮于仲通是個交游并不廣的地方土豪，和楊妃家素乏交往，在長安認識的人也不多。
因此對鮮于仲通說：「仲通蜀人，未嘗游上國，恐敗公事。
」
表示自己無法完成這個重任。
但當鮮于仲通提出找楊妃戚屬的關系時，他想起了楊釗，并將楊釗介紹給章仇兼瓊。
章仇兼瓊接見楊釗時，見他「儀觀豐偉，言辭敏給」，干這類差使，條件很適合，遂即任楊釗為推官，在感情上又加意結納，關系一天天融洽。
章仇兼瓊見時機成熟之后，即派楊釗上京師長安向朝廷貢獻蜀錦。
臨行，對楊釗說：我備了一些東西在郫縣，以供一日之糧，「子過，可取之」，即可由他自己支配使用。
楊釗至郫縣，見章仇兼瓊已備好價值萬緡的上等蜀貨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大喜過望，晝夜兼行，很快抵達長安。
他一一拜訪楊氏諸位兄妹，將蜀貨分別親自送上門，說這是「章仇公所贈也」。
他與虢國夫人是「老相識」，遂住在虢國夫人的家里，將蜀貨的一半留給這位貪財的夫人。
于是，楊氏諸兄妹日夜在玄宗面前夸獎章仇兼諒，博得了玄宗對他的好感，楊氏兄妹也就成了章仇兼瓊政治上的后台。
楊釗也因此獲利，他的兄妹稱贊他「善樗蒲」，引他去晉見皇帝。玄宗見又冒出來一位貴妃的親屬，便留下在京師充職，可以隨供奉官出入禁中，旋即任為金吾兵曹參軍。
只是楊釗系疏屬，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，所以玄宗在初時并沒有象楊铦、楊锜那樣給予高官厚祿的封賞。
這是天寶四載（公元745年）秋天的事。
楊釗在長安立下腳跟以后，便憑借貴妃及楊氏姐妹得寵的條件，巧為鉆營。在內，他經常入宮接近貴妃，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，在朝廷，則千方百計地巴結權臣。每逢禁中侍宴，楊釗掌管樗蒲文簿（一種娛樂活動的記分簿），「絢校精密」。
玄宗對他在運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賞識，曾稱贊他是個「好度支郎」。
度支郎中乃戶部負責統計核算財賦收支的官吏，其實楊釗，并沒有任度支郎中，玄宗這樣說，不過是借此比喻他的算計精明。
可是，楊氏姐妹卻抓住玄宗的這句戲言不放，說什麼君無戲言，「數征此言于上」。與此同時，楊釗已巴結上了寵臣王鉷，王鉷以戶部郎中為戶口色役使，遂奏請任他為自己屬下的判官，玄宗在諸楊的要求下，順水推舟，同意楊釗擔任這一官職。
不久，又擢升為監察御史。監察御史品位雖不高，卻是種清要之職，也進入高級官員的必經階梯之一，一般都以素有名望的士大夫擔任。
而楊釗為人卑微，完全憑藉著裙帶關系，「驟履清貫，朝士指目嗤之。」
天寶時期，權相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，利用楊釗恃寵敢言，引以為自己的黨羽。 而楊釗也乘機投靠，作為自己向上爬的機會，因而與楊慎矜、吉溫等人充當打手，積極參與迫害太子李亨勢力的各種行動。
他們在京師另設立推院，屢興大獄，誅連太子黨羽數百家。
據說，這些都是楊釗首先發難的。而在背后指使的則是李林甫。所以，史載：
「國忠凡所奏劾，涉疑似于太子者，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，皆林甫而使」。
楊釗呢，因為有楊氏諸姐妹作靠山，有恃無恐，「乘而為邪，得以肆意」，既巴結了權臣李林甫，又有利于楊貴妃，自己也可樹立威權，在他看來，此事是一舉三得。
在玄宗面前，楊釗則想方設法投其所好。
玄宗因年歲漸大，「意有所愛惡」。楊釗通過楊氏諸姐妹「探知其情」，事先作好準備，故「動契所欲」，討得了玄宗的青睞，很快由監察御史遷升檢校度支員外郎，兼侍御史，監水陸運及司農、出納錢物、內中市買、召募劍南健兒等使。
一身兼數要職，成為統治集團中的重要官員。
不久，玄宗又認為他干得不錯，正式擢升為度支郎中。 總之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，楊釗便兼領十五余使，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，專判度支事。
天寶八載（公元749年），玄宗召集公卿百官參觀左藏庫藏之物，見物資、錢幣山積，大為高興，以楊釗理財有方，當即面賜金紫，兼權太府卿事。
從此開始，楊釗得專錢谷之任，出入深宮內院，宦官們在玄宗面前為他說好話，因而玄宗對他更日加親幸。
天寶九載（公元750年），楊釗上奏請為自己的舅父張易之兄弟昭雪，玄宗居然表示同意。接著，楊釗以自己的名字「釗」字，含圖讖「金刀」，有犯上諱，請更名，以顯示自己的「忠誠」。玄宗遂賜名「國忠」。
楊國忠經過一番苦心的經營，自己的羽翼逐漸豐滿，有了一定的政治力量，便開始不擇手段地傾軋與自已分寵的同僚。
李林甫指使王鉷整治楊慎矜時，楊國忠就已經積極參加了。以后王鉷遭殃，楊國忠更是上竄下跳的兇惡打手。
因為當時王鉷任御史大夫，兼京兆尹，恩寵在自己之上，官位聲望也在自己之上。 遂借邢縡「謀亂」的案子，投井下石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。
王鉷的弟弟王銲與邢縡友善，楊國忠抓住這一條控告王銲與邢縡謀亂有牽連。玄宗初以王鉷委任很久，理財又有「功」，未必知情，為其開脫罪責，認為王鉷與王銲是同父異母兄弟，可能是王銲妒忌王鉷富貴，故意陷害他的。 因此，玄宗想原宥王銲之罪不加按問，但必須要王鉷先奏請罪，然后再加赦免。
遂密令楊國忠將此意告知王鉷。可是，楊國忠不僅沒有將玄宗的真正意圖透露給王鉷，相反勸王鉷忍痛割愛，「但抗疏請罪郎中（王銲時為戶部郎中）」，以保存自己。王鉷想了很久，沒有答應，說：
「小弟先人余愛，平昔頻有處分，義不欲舍之而謀（自）存。」
因而沒有按照玄宗的旨意向皇帝請罪，激使玄宗大怒。結果，王鉷兄弟背被處死。而楊國忠，卻因此而得以代王鉷官御史大夫，并奪得了京兆尹的重要職位，凡王鉷所領眾使務，悉國忠。這是天寶十一載（公元752年）的事。
從此，楊國忠「權傾內外，公卿惕息。」
楊國忠是天寶四載（公元745年）貴妃冊封之后，進京的，他在短短的五六年間，便從一個地位低下的新都尉，一躍而成唐朝中央政府的新貴顯要。由于他所依靠的是貴妃和楊氏姐妹的力量。
因此，他雖身任顯官仍為人看不起。
他與楊氏五姐妹兄弟勾結在一起，形成一股外戚集團的腐朽勢力，又通過楊國忠的肆意干預朝政，致使政事日非。
對唐玄宗來說，寵遇楊氏外戚，固然有其取悅于貴妃的一面。
然而這種寵遇已大大超過了一般應付的限度。通常情況下，授予外戚的官職，僅限于閑職、散官，玄宗開元初對王皇后家屬，開元中對武惠妃的家屬，都莫不如此。
惟獨此時對楊氏外戚一族，玄宗禁網大開，授予實職，任其擴大權勢，尤其是對楊國忠，重加擢用。
玄宗是否由于女色而昏庸糊涂到如此地步呢？
不是。他那樣做，目的是在朝臣中培植一股新的勢力。有事實表明，天寶后期玄宗已開始逐漸疏遠李林甫，他扶植楊國忠，一方面借以牽制李林甫的專權，另一方面也為取代已經衰老了的李林甫作準備。 這是玄宗慣用的手段。
楊貴妃專寵以后，不少官員趨炎附勢，討好貴妃及其外戚。但李林甫的態度頗微妙，從現存史籍資料中幾乎找不到他積極支持納楊玉環入宮的記載（說來也不怪，壽王瑁本來是他保護的對象）。
如果同他當年積極討好武惠妃的態度相比，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。顯然，楊貴妃同李林甫之間存在著一段不小的距離。
在這種背景下，楊國忠在朝廷勢力的膨脹，就不能不對專權獨斷的權相李林甫構成威脅了。
楊國忠在朝廷混到了高官重職以后，隨著權力的擴大，接觸面也廣了，對上層統治集團內部情況的了解也更深更細了。
他發現權相李林甫有安祿山東北方鎮軍事力量等的支持，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鎮軍事力量若明若暗的支持，這兩大軍事集團自己是無法打進去的。
如果沒有地方方鎮軍事力量的支持，自己在朝廷中的權力、地位就有很大的局限。特別是發生一些不測事件時，更是如此。
因此，他極想籠絡些軍事力量，作為自己政治上的后盾，目標很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劍南軍鎮了。
當時，南詔王已歸附唐朝廷，南詔諸王常帶妻女來謁見漢族地方長官，路過云南郡時，太守張虔陀總要強留其妻，供其奸宿，并「又多所征求」，敲詐勒索。
偏偏南詔王閣羅鳳不肯屈從。張虔陀惱羞成怒，「遣人置辱之」，并向朝廷奏報反誣其罪。
閣羅鳳非常「忿怨」，遂發兵攻陷云南郡，殺死張虔陀，還攻占夷州三十二個。玄宗聞報大驚，欲發兵攻討。
這時正是天寶九年（公元750年）的年末，楊國忠上任京兆尹不久，遂乘機推薦自己的老友和黨羽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，命其率兵攻打南詔。
在楊國忠看來，這樣做可一舉兩得：既安插了同黨，又可借此樹立軍功，以培植西南軍鎮勢力。
可是，鮮于仲通既無政治才干，又不懂軍事。他率兵八萬，分兩路出戎州（今四川宜賓市）和嶲州（今四川西昌），當大軍分別進至曲州（今四川昭通）和靖州時，南詔王閣羅鳳看見唐大軍壓境，深懼不敵，趕忙派使者前來談和，表示愿送還俘掠的人口和物資，修復云南郡城歸唐。
并且提出：
「今吐蕃大兵壓境，若不許我，我將歸命吐蕃，云南非唐有也。」
不料，鮮于仲通對閣羅鳳的話不加理睬，自以為親率大軍八萬，想一舉討平南詔，既不明南詔的兵力情況，又未考慮南詔若和吐蕃聯合的后果，扣押南詔所派使者，輕率地拒絕南詔王閣羅鳳的和談請求，下令繼續進兵。
天寶十載（公元751年）四月，鮮于仲通大軍進至西洱河，與南詔軍接戰。結果，唐軍大敗，士卒死者六萬人，統帥鮮于仲通差點被打死，狼狽逃還。
閣羅鳳怕唐攻擊，遂投向吐蕃。吐蕃命閣羅鳳為「贊普鍾」，尊他為「東帝」，給以金印。南詔語稱弟為「鍾」，贊普鍾即吐蕃王弟的意思，表示兩個政權間平等的聯合，以共同對付強大的唐廷。
由于這次攻南詔的失敗，尤其是南詔的投附吐蕃，使唐朝在西南地區的軍事壓力更大了。可是，楊國忠對于鮮于仲通卻百般包庇，不僅「掩其敗狀」，而且仍「敘其戰功」，使他得到了獎賞。
接著，在楊國忠的策劃下，強調四川地位的重要，由鮮于仲通出面奏請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，玄宗便授楊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，充劍南節度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
楊國忠則薦鮮于仲通入長安，代替自己擔任京兆尹，接著，楊國忠又請求第二次發兵攻打南詔。
玄宗下制，在兩京（長安、洛陽）及河南、河北地區募兵。
關中及中原地區的后備兵員，不僅身體強壯，而且善于戰斗。但北方士兵不服南方的水土，尤其害怕南方的瘴癘之氣，北方士兵到達四川、云南地區時，往往還未上戰場，在途中十之八九便死于這種瘴疫。 因此，聽說是去南詔打仗，許多人不肯應募。楊國忠依仗著權勢，派御史分道督捕，「連枷送詣軍所」，強行征募。
按制度規定，百姓有勛者可免征役，但由于唐長期在邊鎮用兵，可征的對象越來越少，楊國忠便奏請「先取高勛」。于是，「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以哭聲振野。」
引起關中和中原百姓的強烈不滿。杜甫的著名詩篇《兵車行》，據說就是描寫和抨擊這次強行征兵情況的。
詩曰：
「車轔轔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爺娘妻子走相送，塵埃不見咸陽橋。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干云霄。」
對于楊國忠來說，當然是希望這次戰爭能僥幸取勝，以樹立自已的聲威，如果失敗也無關緊要，因為天高皇帝遠，他可以謊報軍情，掩敗為勝。
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利用邊鎮的多事，從此控制劍南地區的軍鎮集團，培植成僅次于東北軍事集團、西北軍事集團的第三大軍事力量，作為自已政治上的后盾。
天遂人愿，不久，他又從玄宗那里討得了山南西道采訪使的重要職務，增強了自己的實力。
隨著楊國忠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軍事實力的增長，他與一貫操縱軍國大權的宰相李林甫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。
李林甫與楊國忠都是腐朽的貴族、官僚、統治集團的代表，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在于，李林甫代表著舊貴族官僚的利益，楊國忠則代表帶著外戚色彩的新貴族的利益。
一個要竭力維護既得的權益，一個則千方百計地要發展自己的勢力，于是，新貴與舊貴之間爭權奪利的沖突，就無法避免了。
面對著這種局勢，一些趨炎附勢的官僚，按照各自的利益和關系，參加或依附一派，展開了一場相互爭奪的爭斗。
（正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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